中国微软十年换了五个CEO，出生于台湾南投的陈永正，接下这个职务，短时间内即帮微软敲开中国大门，让业绩成长了三八％。陈永正说：「接受挑战的难度，是衡量一个经理人能力的标准。」 接受挑战的难度，是衡量一个经理人能力的标准」，这是微软大中国区总裁陈永正的名言，在中国微软公司十年换了五个CEO的情况之下，陈永正不但就任最久，业绩还成长了三八％，证明专业经理人的生涯，也能开创出自己的格局。

今年四月，陈永正回到台北时，正好也是他在微软做满四年的时间，之前微软的四名CEO分别是杜家滨、吴士宏、高群耀、唐骏，他也是这五位CEO之中，第二位来自台湾的CEO。当时没有人看好他，但是他却一举完成从美国到中国的组织架构改革，和另外六名副总裁组成七人领导核心，整合了过去的微软研究院、业务支持、产品开发部门、销售部门等。

「陈永正是以沟通能力见长！」前微软的营销总监吴世雄如此形容。而外界形容陈永正和中国所有地方省、市领导喝过酒、吃过饭，大陆记者则描述陈永正与人沟通「带宽」很宽，接口非常友好，理解问题敏锐，这种「接口」的人物，与过去微软人士普遍的咄咄逼人、盛气凌人，形成鲜明对照。

以善沟通闻名 小时候竟不善言谈

很难想象这名善于沟通的CEO，是来自台中的东势镇。出生不久，他全家搬到了台北市，住处靠近市场。陈永正的母亲当时担心周边环境太繁杂，没有让他上幼儿园，就让他在家里待着，因此造成他不像其它小孩那样善于言谈。国小一年级开学第一天，老师要大家自我介绍，只有陈永正不会讲，直抓自己的头发，看着他面红耳赤、抓耳挠腮的样子，其它小孩子哄堂大笑。 那时陈永正觉得世界最难受的事，莫过于站在群人当中讲话。但是读国中时，陈永正开始参加教会，除了是活动组组长，还担任唱诗班的指挥，高中时他当了学校的乐队指挥。

大学考进了交通大学应用数学系，还参加交大的辩论社。当时的辩论社的指导老师，竟是联电董事长的曹兴诚。「那时候曹兴诚还是骑一辆脚踏车去给辩论社员们上课呢！」陈永正回忆。

大一结束时，许多同学转到了电机系、资管系等。陈永正觉得数学是基础，加上应用数学到国外留学时也较容易拿到奖学金。所以当许多同学忙着转系的时候，他却留在应用数学系。 大学毕业服完兵役的陈永正，再次面临选择：他同时获取伊利诺斯州立大学香槟分校和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奖学金。

伊利诺斯州立大学是美国一流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虽然算不上一流却能读两个专业。陈永正认为计算机很有意思，从大三、大四起就开始学习计算机，「选学校选专业不一定要最好的，而是最适合自己发展的。」他向友人回忆，放弃一流大学，让他的数学老师很生气，将他狠狠数落了一顿。

陈永正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两年内拿下了计算机和应数两个硕士学位。拿到学位之后，他在美国贝尔实验室工作了九年。一九九二年陈永正加入摩托罗拉（Motorola），在美国工作一年后，被派到中国任摩托罗拉中国公司担任系统市场总监，当时的摩托罗拉在北京还不到六十人的规模。

帮摩托罗拉进中国 一度抢下九0%市占率

当时也是中国摩托罗拉与易利信两家公司在中国对决的胜负消长关键，陈永正主要负责「联网」工作，要将全中国三十个省份、二百多个城市互联互通，因此摩托罗拉成功地在中国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网络。到了一九九五年时，摩托罗拉更是攻下约五六％的市占率，近二十个省、市、区的市场，手机市场达到了九0%的市占率。2000年时，陈永正被拔擢升为摩托罗拉中国公司副总裁。

2001年他短暂离开摩托罗拉，加盟网络公司「二十一世纪通」，担任香港地区和中国大陆的CEO。后来又被当时担任摩托罗拉中国总裁的赖炳荣找回，甚至曾亲自登门拜访，2002年一月起，陈永正开始担任摩托罗拉总公司副总裁、中国公司总裁。 但是他最大的挑战才正要来临。2002年SARS期间，摩托罗拉大厦是第一家发现SARS确定案例的公司，他立刻让员工实施了在家办公，取消两个月内一切公务出差。到了SARS后期，摩托罗拉大厦也是北京第一个开空调办公的大厦，陈永正在空调办公室里带头办公。

追求挑战 趁机转换跑道

「打从到中国大陆上班的第一天起就有危机感，总座位子不好坐，大陆人随时等着取代你，」一名外商公司的主管指出，台商的「总」字辈台干，如果在中国大陆被大陆人取代，回台湾又没位子，台商全球化也不彻底，未来出路很可能只剩下创业一途。 陈永正则用「换行业」来追求挑战，「我在摩托罗拉十年了，做出离开的决定不容易。但换个行业是具有挑战性的事情。我觉得我还算年轻，还有机会。所以趁这个机会换个跑道，」陈永正在2003年加入微软时，面对媒体如此坦承。

自从一九九二年微软在北京设立代表处以来，在比尔．盖兹的「世界首富」光环以及盗版的高渗透率双重作用下，微软迅速地进入中国。却也没有一个跨国公司能像微软那样，在经历了十年，仍无法在业绩上扭转乾坤。

当原摩托罗拉中国区总裁陈永正出任微软大中华区CEO时，微软也宣布中国总裁唐骏将直接向其汇报，原大中华区总裁黄存义虽然仍保持头衔，但只负责督导内地、台湾、香港三地的销售业务，也直接向陈永正汇报。

「微软大中华区CEO」其实是专为陈永正新设立的职务，最重要的是陈永正也是以「全球副总裁」身分，让大中华区第一次从原亚太区中分出，在亚太区和日本区并列，与总部之间就减少了沟通环节，有利于让总部了解中国的情况。微软中国公司也与微软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六家子公司一起被称为「Top Seven」，七大子公司的总裁将和亚太区、欧非区、北美区三个大区的总裁一起，定期向微软总部进行单独汇报。 中国赛迪网ＣＣＩＤ研究员郝建青指出，微软在中国最弱的部份，首推企业级客户，而其中政府所占的比重现在已经不到一0%；在作业软件Office的主要竞争对手，是金山软件公司的八0%左右，不算盗版，金山的市场比例也超过微软。

「微软坚持不降价策略和反盗版的不当措施，是丢失政府这个大客户的关键，」郝建青就指出，特别是在法制还不完善、盗版依然猖獗的中国，降价和灵活手腕依然实用，即使是面对政府客户也是如此。2005年七月，微软丢掉了上海市教委的合约。根据大陆媒体指出，主要就是微软发现后者采用了部份盗版软件后，法务部把律师函放到了部门领导的办公桌上，引起了教育系统强烈的不满。 在Windows的ＯＥＭ市场方面，尽管微软已经和联想等一线ＰＣ厂商结盟，但是高价策略仍失去了不少二线厂商，这些二线公司在中国每年一千多万台的ＰＣ销量中，占了三0%到四0%。 要改变这些，都需要陈永正重塑微软在中国的形象，这也是他更艰辛的长征。

陈永正了解微软总部徘徊不前，主要是中国并没有对知识产权有足够的重视，微软很难在一个不健全的市场环境中，开展大规模投资活动，这也令微软中国公司一筹莫展。

说服美国总公司 整合各自为政的单位

陈永正一上任立刻改变组织，他先说服美国总公司，集中微软在中国的资源，把大中华区事业部重新区隔成七大事业部，原本各自为政的单位都得向由他主导的微软中国战略委员会报告。

同时间，陈永正也从朗讯、英特尔、摩托罗拉找来多位熟悉中国市场的副总级以上干部，甚至还高规格挖前中国驻联合国发言人陈然峰担任公关总监。所有人分头负责，把熟悉的产业领域加起来，形成一个严密的关系网络。 从2006年三月开始，通往首都机场的高速公路上，微软的广告广告牌从「Windows」换成了另外一句口号：「微软与中国软件业共成长」。

夹在美国总部与中国政府间，对总部，他要懂得安抚长官们希望尽快见到成绩单的心情，一方面还要能争取到更多资源；对中国，他得站在中国政府立场思考，微软一片产品一千元人民币，金山卖四百元，盗版卖八元，陈永正说服中国政府，唯有反盗版，中国才有可能建立自己的软件工业。 最后，在中国市场经营十四年的深厚「人脉关系」，陈永正最终获得中国官方的支持。

2001年，陈永正还是摩托罗拉中国总经理时，就被选为中国外商投资协会副会长，而副会长头衔一直跟着他，这个投资协会每年都与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及旗下政府官员见面沟通，连见五年，从打开外商投资限制，到鼓吹重视智慧财产权，陈永正由此建立与中国大陆中央官员沟通管道，并获取对方信任。

2006年中，胡锦涛访美前一个月，他除了签下包括联想、方正等中国个人计算机大厂与大型国营企业未来三年、总金额达九亿五千万美元的订单（约新台币三百亿元）。在他之前，微软软件在中国接到的单笔订单，从未超过六百万美元，两者差距一百六十倍。 「我们会认真看待智慧财产权保护」、「比尔·盖兹先生是中国的朋友，我也是微软的朋友」，这些话出自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之口，是他访美第一站，抵达西雅图微软美国总部时，当着全球媒体，公开对微软创办人比尔·盖兹如是说。

而这一刻来临时，陈永正知道自己又克服了人生另一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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