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五年，他一定成长很多，在文化生命上，他变得更有自信了──胆敢买下IBM PC，而且效法新力盛田昭夫，搬到美国长住以切身体验当地文化，这些抉择，背后一定有个强大的自我心智，才作得到。 

身为这一代的中国企业家，有一种特别的快乐，脚下的市场由你只手开创，很有当年美国西部拓荒史中的那种成就感。但，「创业」毕竟不是喜从天来的乐透，这批企业家，其实也同时承担着另一种独有的苦涩，台湾人很难体会。

有这感想，来自于我们和联想现任董事长杨元庆过去的一段交情。

五年过去晃眼成联想掌门人

1999年7月，《数字时代》在台湾创刊，封面故事作的是美国硅谷和中国中关村的报导，那期杂志，我们的副总编辑何琦瑜走闯北京和上海，为台湾社会第一次介绍了这位年轻人。

隔年冬天，我在北京友谊宾馆约访杨元庆，还记得冷风冽冽，他坐着黑色红旗轿车前来，一谈一个下午，那时他还没接班，但已经有准接班人的架势，有着少有的自信。

一年多后，我又在北京采访杨元庆，这时他已是正式的接班人了，我们作的是杂志最后一页的「总裁公文包」，他身怀一大串钥匙（约莫有20来把），由北京北三环外上地科学园区新总部一路开门，带着我们直上他的办公室拍照，我约莫记得他开了十几道门，转锁技巧熟练（而且哪一把钥匙开哪一个门，他完全一清二楚），好像一个大学生兴致勃勃要带好友去看层层格格房间后的一间新实验室一样，「没办法，在中国，什么地方都得锁，你管的事愈多，钥匙就愈多，」他边走边说。

当我们的摄影编辑把灯架好，他把公文包里的东西一古脑儿全倒出来，其中赫然有一捆十万人民币的崭新纸钞，「这个要拍，不好吧？」他腼腆地问。后来我们才明白，身为总经理四处都要付钱，彼时中国信用卡制度还蹒跚起步，他只好每天带着这么多钱。

之后是他来台湾参加台北Computex计算机展，我们在他下榻的福华饭店外帮他拍「台北剪影」，随着他事业的忙碌，我们和他直接接触的机会愈来愈少，这次杂志要做联想的封面故事，我们的总主笔王志仁可是用越洋电话和人在纽约的他电访半小时，接着趁他回北京再去堵他一小时，这才完成了这次专访。

由当年和我们随意混一下午，谈他如何由安徽长大、在一个农村与一个农村间卖计算器，到今天成为一家跨国企业的掌舵者，左右3000亿新台币的营业额，屈指算算，这中间不过五年而已；而且我相信他应该也已经有了自己的信用卡。

经营的知识和智能，可以在「做」中学，依杨元庆的才智和出身小乡的经历，他应该学得很快。但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他和我们对话时的腼腆──所谓现代商业社会的仪态、修辞语言、生活方式，甚至个人休闲运动、阅读和嗜好等种种「商人文化」，对他而言，是有着那么一点学习上的慌张，因为这攸关感性，并不如理性逻辑那般容易学，对一个文革时代出生的年轻人来说，他幼年时并没有浸润这文化的丁点机会；少了童年启蒙，他只能透过和「异文化人」接触的吉光片羽时段，自己暗中揣摩，我说的「慌张」，正是这种后进者的苦涩，他少不了要忍受西方人对中国草莽的傲慢鄙夷，虽然这中国人是如此虚心向学，而且这草莽不是粗鲁，而是未经世事的天真。

商人场域后进者的学习苦涩

这五年，他一定成长很多，当初他跟我谈的一些网络投资计划，证明都以失败作结；但在文化生命上，他变得更有自信了──胆敢买下IBM PC，而且效法新力盛田昭夫，二话不说搬到美国长住以切身体验当地文化，这些抉择，背后一定要有个更强大的自我心智，才做得到。

这就是「中国式成长」，必须学得比别人更多，比别人更能缩小自我、放大自信，杨元庆如果10月来台湾，你得好好端详这位比我还小四岁的中国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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